中國僑網(wǎng)消息：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(jīng)走入第三十個年頭，對于近年來移居海外的華人來說，他們可被認為是改革開放最直接的受益者。這些人大多通過高考改變自己的命運，通過出國變換自己的人生軌跡。加拿大《星星生活》刊登了旅加華人曹慶學撰寫的回顧文章，或可從華人的角度反映出改革開放的一些側(cè)面。文章摘要如下：

　　整整三十年前的春天，我開始了大學寒窗苦讀，校園里意氣風發(fā)高唱“再過二十年，我們來相會”的情景，尚歷歷在目。不期一眨眼的功夫，眼下竟屆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了。置身海外的當年時代寵兒，此時歷數(shù)故國社會的巨大變遷，個人命運的滄海桑田，無不真切體味“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”的天翻地覆變化。

　　回顧歷史潮流改道的前波先涌，應該首推高考制度的恢復。我作為頭批“中舉”的一員，撫今追昔，竟恍若隔世，不由地感慨萬分。

　　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葉，大陸的全國統(tǒng)考體制，一夕之間被驟起的文革狂瀾席卷，先是“停課鬧革命”，五六年后勉強“開門辦學”，但無甄考、遴選，就單單從工、農(nóng)、兵中“推薦”少數(shù)根正苗紅政治可靠的徑直入學，不論其人的文化程度如何。

　　這些學員們進校以后亦非傳統(tǒng)的書生一族，而是“天之驕子”，以“主人翁”的姿態(tài)，“上大學、管大學、改造大學”。使得那些早已領受過批斗而聲名狼藉的教師們難以適從，戰(zhàn)兢備課，如履薄冰。學制亦相應縮減，強調(diào)“短、平、快”，“早日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”，像五年制的醫(yī)學院三年就搞掂，質(zhì)量水準可想而知。

　　這種荒唐的招生制，給特權(quán)階層大開了后門之便，上大學變成了人情、權(quán)、錢、色的交易，廣大群眾敢怒不敢言，深惡痛絕。所以在“撥亂反正”伊始，它自然成為首當其沖的改革之的。“糾”此“偏”，既可從根子上拯救瀕于崩潰的國計，又能立馬贏得眾望所歸的民心。

　　1977年10月21號，收音機廣播了大學恢復考試招生的消息�？计诙ㄓ�12月9、10日兩天舉行，次年2月放榜，3月初進校。由于考在頭年，雖入學于翌年春，仍還算“七七年級”；該年夏天再招考的秋天入校，是為“七八級”。中國高校史上遂出現(xiàn)了一年之內(nèi)連進兩撥新鮮人的“奇觀”，足以反映出當際求才若渴、時不我待的特殊局面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往昔皆是約定以畢業(yè)的年度為學子的屆別，如65屆，即1965年畢業(yè)的，“回顧性”稱謂，惟從此刻起俗成了“前瞻性”叫法，即以進校之時稱呼，故“七七級”等新名詞便帶著點“劃時代”的意味載入了汗青，家喻戶曉至今。

　　由于這是十二年來頭一回國家聯(lián)考，其間所積壓下的大批才俊散布在城鄉(xiāng)各行各業(yè)、社會的各個角落，所以當時規(guī)定錄取70%自社會青年中，30%自應屆高中生。并有個16字的招生方針：自由報名，嚴格考試，擇優(yōu)錄取，單位推薦。這頭一條就摒除了以各種口實奪人考權(quán)的障礙，取消了“家庭出身”、“個人成份”等資格限制；最末尾方提及原先曾是主宰的那款，顯然意味著主要是當腰的那兩項了，為不拘一格、廣開才路預設了鋪墊。

　　果然這“一石激起千層浪”，引得無數(shù)英雄英雌競折腰。報名者如云，趕考者如鯽，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我們山東省有80多萬考生，只錄取一萬；全國則共570多萬參加，而招收僅20余萬，成為了華夏科舉史上競爭最是慘烈的一次大決戰(zhàn)。

　　由于從布告之日到會試之時，相隔僅僅四十幾天，時間倉促，準備不及，全仗考員們過去的功夫了，臨陣磨槍是不靈光的。那年一共考了政治、數(shù)學、理化、語文四科，英語作為選擇課目，分數(shù)僅供參考，未計入總成績內(nèi)。經(jīng)過激烈鏖戰(zhàn)，最終只有4%的佼佼者勝出，相比2008年全國600萬人應試、錄取率為57%的情勢，說它是“百里挑一”一點不為過吧。

　　這些昂首挺胸、憑真本事跨進大學門檻的幸運兒中，最年輕的15歲，最老的37歲，我校還有“二世同堂”就讀的呢。學生的“成色”亦五花八門，有工人、農(nóng)民、知青、軍警、演員、教師、公社書記、待業(yè)青年等等，不一而足；其中不乏“黑五類”、“臭老九”和“走資派”的子女后代，真的除卻了“唯成分論”長期極左思潮的影響。緣于學生中黨團員甚多，每個班都設立了黨、團支部，也是一大特色；次屆便全年級一個黨支部；到了七九級因黨員鮮見，便不復存在，唯剩團組織了。而從80級開始，停止了自社會青年中招生，學子們就齊刷刷的皆為應屆高中生了。

　　這批大多飽嘗過世態(tài)炎涼和坎坷艱辛、從社會底層好不容易爬上來的學生，各個方面都顯得成熟、現(xiàn)實，尊師重識，勤奮好學，出奇的用功，“要把四人幫耽誤的青春奪回來”是為流行語。沒有顧盼“奇裝異服”、高跟鞋的，也沒有尋思燙發(fā)、跳舞的，談戀愛的極少，“一心只讀圣賢書”，以至于被80級后的學生們謔為“保守、老土、思想不解放”。但卻給師長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，被評價為最刻苦求知的一屆，多年后仍津津樂道，稱贊不已，動輒作為新生的效法榜樣。

　　我那時節(jié)是個工人，還是沾了“家庭中有多個子女的，可以留下一個在本城市工作”政策的光，但我的兩個弟弟次年便雙雙下了鄉(xiāng)。由于我家的門庭不紅，祖父、父母均因成分、出身問題在文革中遭受整肅，“歷史污點”便讓我們與“好事”絕緣，上大學就更沒門了。我當時已經(jīng)工作了三年余，天天扛大包“勞其筋骨”，卻也“苦其心志”了，面對這天賜良機，哪里肯放過，打小就憧憬著像爸媽一樣當大學生的夙愿，終于展露出一線可能實現(xiàn)的曙光。

　　坦白的說，我的功課底子不孬，縱使輟讀久矣，但稍一溫故，便都知新。這自然得歸功于爹娘的長期教誨，即便在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、“白卷英雄”的年代，二老總是耳提面命：本事學了不壓人，不知道什么時候就用上了。我便未曾松懈過，凡開的課程不管教多教少，大小通吃；包括“右傾翻案風”中試開的英文課，也都拿得高分，以至于其時在校都有點“走白專道路”的典型之嫌。而那時候是看不到一丁點前途希望的，只不過是不虛度光陰而已，可現(xiàn)在卻大大地慶幸聽了老人言，沒有吃虧在眼前。

　　那年招考的作法也“異乎尋�！保嚎歼^后被通知查體、填寫志向時，生員們根本不知道各自的分數(shù)，所以無法按著學校的牌子、地位依次擇選。完全是在“瞎懵”，填得高了，考得不夠，連個普通院校都進不去；反之，高分的讓小校延攬了去，又不無遺憾。后來還知道，表上列的“服從分配”一欄，也是非填不可的，以示對組織上的尊重信任；說明愿意接受調(diào)遣，在高不成低不就時，能保你有個去處，不致于夠分卻落空。至于將來你滿不滿意“拉郎配”的安排，則另當別論了。這便是當時的國情實況，實在有悖情理，但念及匆忙上馬、有的地方連印考卷的紙張都緊缺的首次大闈，也就不必細究較真了。重心都在學子們有了公平競爭、參加考核的機會上了。

　　較為“保守”的我，經(jīng)過反復“深思斟酌”，最后還是把第一志愿選在了本市的醫(yī)學院，它是全國十八所老醫(yī)校之一，所以就沒有報京滬的大院，更沒“染指”清華、北大等“一類”學府。圖的是保險系數(shù)大些，既然立志繼承父業(yè)、從醫(yī)，在家門口念書既省錢又方便，將來分配到邊疆地區(qū)的可能性也小些，等等。但不知其“利害”的我并沒有填“服從分配”那項，因擔心被隨手撥拉到邊角去，為此后來一度好生害怕，追悔莫及，唯有聽天由命了。

　　好在金榜題名時我如愿以償，在入學以后始獲悉考分高踞全校第二，并超過了“一類”大學的錄取線。二老欣慰之余，母親又不失懊悔，覺得報考的門坎太低，可惜了；爸爸則安慰道：是塊料兒在哪都行。就這樣，我無悔無怨地開始了在海濱之城的大學生涯。多年之后，我又念了研究生，破格晉升了教授，再應邀自費留洋工作，在歐美與國內(nèi)外名牌大學的畢業(yè)生們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，也算是證明、實現(xiàn)了老父的吉言吧。

　　如今，七七級這批莘莘學子都已在國內(nèi)的各個領域大顯身手，不少出國的在更廣闊的天地大有作為。有時候我突然會“不堪設想”一下：倘若當時不是科場重開，繼而國門打開，吾等現(xiàn)在極可能是在民工、下崗的堆里呆著呢，瞧科落榜同窗們的眼下景遇便不言而知，不禁有點“不寒而栗”。

　　當初這上與不上大學的結(jié)果，豈止是“穿草鞋和穿皮鞋”可以簡單了得？乃是關(guān)乎個人及子孫未來前程的終身大事。而正是“變法”的所趨大勢提供的契機，給埋沒于砂礫中的璞玉一個嶄露頭角的機會，教那些“有準備的頭腦”的被這難逢的機遇垂青，沒預備的則眼睜睜地抓空、失之交臂了；同時也讓“東方睡獅”真正的猛醒、長嘯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國家也由此迅速發(fā)達、騰飛、昌盛起來。于國于民，這大概都是所謂的“命”抑或“運”吧。

　　從這層意義上講，今日能僑居于北美的我等，均拜那扭轉(zhuǎn)乾坤的大考之福，屬于歷史巨輪修正航向后的獲益乘客。尤其是少小就屢遭人禍磨難的我，老大倍感幸運之至：沒有錯過了對于老中學生而言的趕考“末班車”，順便又搭上了“改朝換代”新長征的“頭班專列”，從此時來運轉(zhuǎn)，一帆風順，以致還能飄洋過海，過上“體面人”的生活。

　　1994年我借著開敞更大的國門，接父母到德國探親，2002年又邀他們來加拿大旅游、團聚，飽覽西域風情。父親早已得平反，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榮獲了多項著作獎，母親自是夫貴妻榮，雙雙安度幸福的晚年。他們蒞境目睹了外面世界的精彩，感觸良多，也不乏對國內(nèi)現(xiàn)狀的一絲無奈：盡管中國目前車多樓高、人富了許多，但是在人文“軟件”部分差得仍遠，恐怕還得50-100年才能趕上。

　　去國久矣的我聞聽以后，倏地領悟到：自己豈不是一蹴跨越了一個世紀，超前品嘗了“原應天上有”的生態(tài)，從“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”“提前進入了小康社會”了？幸莫大焉，始料不及呵。果真如所羅門王所說的：快跑的未必能贏，力戰(zhàn)的未必得勝，智慧的未必得糧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資財，靈巧的未必得喜悅；所臨到眾人的，是在乎當時的機會。

　　今天，我的心態(tài)、理念，已經(jīng)與“恰同學少年”熱血時迥然不同了，但知足、感恩的我，仍永難忘懷30年前的那場大考，那個我身心生命軌跡徹底改變的轉(zhuǎn)捩點。(曹慶學)